從2020年初至今，全球各國都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我國在抗疫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盡最大努力保護全體國民的健康和生存權。從風險認知和風險管理這一視角，可分析疫情應對路徑背后的邏輯。

在風險管理的專業(yè)術語中，風險可以分為客觀風險和主觀風險?？陀^風險是可以被量化和客觀衡量的，比如地震發(fā)生的概率和損失的嚴重程度；而主觀風險是自我感知的風險，它很可能是不準確，甚至不理性的。雖然風險大多存在可以量化的客觀指標，但人們是根據主觀風險，或說自己對客觀風險的主觀認知來進行行為決策和風險管理。從某種程度來看，“主觀認知”風險是管理風險的基礎。對于兩個同樣的人，即便客觀風險、信息傳遞和客觀條件都毫無差異，但如果主觀認知不同，應對風險的方式自然不同。

對于個體的風險認知及其影響因素，風險管理領域已有多年的研究總結。除了財富、性別、年齡等一般變量外，本身的風險經歷也會直接影響其認知的風險水平。在行為經濟學框架中，學者總結出兩種不同的效應——近因效應（recency effect）和熱手效應（hot hands effect）。近因效應是指那些剛剛經歷過損失的人的風險意識會變得更強，比如說剛剛經歷過洪災的人們會對洪水保險的需求高漲。這并不完全因為本人遭受了損失，因為有學者發(fā)現，即便是洪災區(qū)那些僥幸沒有遭到經濟損失的人也會加劇對于保險的需求，也就是說，僅僅是近距離觀測到損失可能發(fā)生這一后果，就足以激發(fā)更高的風險意識。但這種近因效應對保險需求的激發(fā)存在一個窗口期，類似于一種災后的“應激”反應。筆者認為近因效應是進化過程中形成的一種巧妙的均衡：一方面，在損失剛發(fā)生的時候必須引起足夠的警惕吸取教訓；另一方面，為了生存人類必須要不斷挑戰(zhàn)和冒險，所以不能夠裹足不前。

與近因效應對應的，學者也發(fā)現與之不同的熱手效應。它是指度過了災難后，人們會傾向于低估災害對自己的影響。這有點類似于“幸存者偏差”，在反復出現的風險事件的幸存者中更為普遍。

在現實中，學者們發(fā)現近因效應和熱手效應在不同群體中都存在。與此同時，個體所受的教育、抗擊風險的能力，以及獨特的風險經歷共同決定了個人對于風險的主觀認知，并進而形成了個體的風險規(guī)避或風險愛好程度。在一國的層面，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包含了一種國民整體的風險規(guī)避程度，它不僅僅是現在生活的國民的風險規(guī)避程度的某種加總，還包括世代傳承對于歷史上的風險事件及其應對方式的總結和智慧。如在對我國傳統(tǒng)文化形成影響的儒釋道文化中，可以找到各種解釋我國文化注重風險規(guī)避的依據。一定程度上，這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國以更加穩(wěn)健的方式應對疫情。

始終橫亙在風險管理領域的一個難題是，在進行風險決策時，人們可以客觀衡量風險管理方案的成本，卻無法準確觀察到收益。比如可以獲得升級某些系統(tǒng)的價格，卻不能知道在某個未知的平行世界里，如果沒有升級系統(tǒng)是否會遭受財產損失甚至生命堪憂。尤其在涉及生命安全時，很難為沒有發(fā)生的人身損失進行估值，但為了決策往往需要在很短時間內量化損失。

準確估計風險管理的收益很困難，雖然可以觀察到其他國家的疫情數據和死亡人數，但這并不是真正的“平行世界”。各國在各階段因為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顯然并不是根據人口乘上某一固定比例。即便不存在病毒變異所帶來的客觀風險水平的變化，潛在的損失還需要考慮很多復雜的因素，包括人口密度、基礎設施水平、就診習慣，甚至包括人們對于死亡的態(tài)度等。因此，應對疫情不僅要考慮疫情本身的變化，也要理解風險認知的基礎和規(guī)律。

（作者姚奕 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長聘副教授）

本文源自中國銀行保險報